（一）章法分析

（二）論讀書部分原文：

（三）劉真先生的為人

（四）學然後知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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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章法分析

本文全篇有論、有敘、有例，層次分明。前三段篇幅略短，重點在說明讀書之重要，只是以不同的觀點分論而已。

• 第一段主要是採正面立論的說法，一開始即明白破題指出讀書的重要。

• 第二段由反面論述讀書在吸收系統的、正確的知識上的重要性，與首段相互對比。

• 第三段則承上啟下，談到「下工夫」、「培養風氣」的重要。

• 第四段話鋒一轉，批評現代人不好讀書的弊端，且從正反兩面來舉例以破除此種心態，而在警語之外，又可見其不忍之情。

• 第五、六、七段以分論讀書之態度及方法作為總結，為有志讀書的青年，提供了一實踐努力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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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論讀書部分原文：

書是文字組成的，讀書必先識字。我們幼年讀私塾時，爾雅、說文這兩部書，是不能不讀的。因為讀了這兩部書以後，才能對中國文字的形、聲、義具有基本的了解。進而研讀中國古代的經典，方不致發生困難。漢代以文字之學為「小學」，故字書訓詁之類皆屬「小學」範圍。也許中國自古以來，便認為兒童入學之始即應接受文字教育吧。 今日的情形，更與往昔不同。一個真正有志讀書的人，不僅必須精通本國的文字，而且還應研習外國的語文。因為政治雖有國界，而學術則無國界。在今日國際文化交流日趨密切的時代，學術方面的任何成就已為世界人類共同的業績。我們必須通曉外文，始能吸取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。 有人曾說，居於今日的世界，不識本國文字者謂之「文盲」；不能通曉一種外國文者，幾乎可謂為「半文盲」。同樣，也有人說，僅僅能看一國文字的，只能算是有一個眼睛；能兼通外國文字的，才算有兩個眼睛。近年很多學人在垂暮之年，還在努力研習他所需要運用的外國文字，就是這個道理。 古代的書籍很少，而且多係「載道」之作，宋太宗：「開卷有益」。自有其「勸學」的作用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閱覽室入口處，懸有胡適之先生所書這四個字的匾額。有一年我參觀該館時，曾向童館長世綱笑言，胡先生寫的這句成語，對普大圖書館的讀者可能很恰當，可是在今天出版物良莠雜陳充斥坊間的情況之下，一個人倘若不知取捨，任意瀏覽，也許開卷不徒無益，反而有害。世綱兄對余所言，亦具同感。 而經過學者專家們審慎抉擇後所開列的書目，應該是我們選讀書籍足資信賴的標準。對充實我們的精神食糧，是可以有所助益的。 英國的牛津、劍橋大學以實施導師制聞名於世，他們的導師的主要任務之一，即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。目前我們國內有些大學也正在厲行導師制，而一般中等學校，也多規定有學習輔導時間。我認為無論大學或中學，指導學生讀什麼書和如何讀書，應被視為導師與輔導人員最重要的任務。 讀書的目的，不僅在增進知識，追求真理；而且也在變化氣質，端正行為。中庸上說：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」這種「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」的一貫程序，就是說明「知」與「行」是不可分的。我們中國的一般讀書人，大都能困知勉行，表裡如一。在野時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；當政時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即不幸遭逢世變，亦恆能讀書自隱，不甘同流合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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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「劉真先生的為人」

劉真先生他常說：「我的生活態度非常簡單，就是一切先從自己做起！」亦即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。

節選自：「李淑女著〈春風接人•秋霜自傲〉」

以「仁」為核心的教育思想

「教育就是奉獻」，他的教育充滿了愛，「離了愛，便談不到教育」。然而他所謂的「教育愛」，乃是「愛護而不姑息，嚴格而不苛刻」。這兩句話，至今仍成為教育界的名言。故「愛的教育係以愛為出發點，以教育為目的。不能只愛而不教，或有愛而無教。」綜觀劉真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，就是一個「仁」字。由此「仁」的核心、向外發射，使其異乎一般人的精神面貌，而具有一個真正教育家的特質：「慈母般的愛心、園丁般的耐性、教士般的熱誠與聖哲般的懷抱」。

平易近人與學生打成一片

劉真先生任師院院長時，假如有學生想找院長，只要輕輕推開玻璃門，他馬上站起來，絲毫不差的喊出學生的名字（可見他對學生的熟稔）。有事求他，只要他答應的，無不兌現。他說辦就辦，且從不拖延。平日他經常在校園走動，看看學生打球、繪油畫或作功課。要是他在走廊上碰到學生，他總要設法引學生說幾句話，聽聽他們的意見。只要同學的建議是合理的，他就馬上執行。 然而他對於學生的遲到、曠課、散漫、委靡，卻是一點兒也不姑息的，他理想中的學生是敏捷、決斷、誠懇、整潔而富有朝氣。此為「愛之深，責之切」，正是「愛護而不姑息，嚴格而不苛刻」。

自主

劉真先生卸任聽長職後，便在政大教育研究所擔任所長。他曾以三自主義來勉勵畢業班的同學。所謂三自主義，即自食其力、自強不息、自得其樂。「自食其力」就是培養出一套基本的謀生本領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，這是自立的第一步。「自強不息」就是鍛鍊身心，決不一日或斷，而使身體健康，德業日新，智能日增，這是自立的第二步。「自得其樂」就是在物質方面，用自己分內的錢，把生活安排妥當。在精神方面，行其心之所安，不患得患失，自然怡然自得，樂以忘憂了。這是自立的第三步。 現代的青年人，如果能抱持這三種生活態度，必可自拔於流俗，而惕勵奮發，創造美好的未來。

老師不死

麥克阿瑟曾說：「老兵不死，只是消失。」意思是老兵儘管會死，但是他的精神永遠不屈，而劉真先生說的「老師不死」，卻是另外一個境界。他指的是教化。教師對人群的貢獻，即是他所發出來的教化力量。這般力量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。老師的好學、求真、行仁、向善，一旦影響了學生，就會永違活躍下去，成為一般不息的力量。 老師的生命將永遠年輕，因為他的生命會活在學生的生命裡，並與之相結合，如此無限的延伸。因此，教師的教化力量，不受個人生命的限制，「老師不死」的含義則應是「老師永遠活著」，「老師的生命永遠年輕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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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學然後知不足

原載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三日中華日報副刊（節選自司琦編劉真先生文集•商務印書館）

我們閱讀古今中外許多學人的傳記，不難得到一個很明顯的結論，就是他們的學間，大都是靠「自學」成功的。一個人倘若只在師長的督導之下才肯讀書，則一旦離開師長，自己便不會進修。這樣，他們在學問上的成就，自然就很有限了。而這種自學的原動力，最主要的便是對學問的「虛心」和「興趣」。

談到做學問，當然「方法」也非常重要。各種學問性質不同，所採用的方法自亦有所區別。清代桐城學派姚姬傳等將學術分為「義理」、「考據」和「詞章」三類。現代西方學者則有「人文科學」（或稱學科）、「社會科學」、「自然科學」等等區分。關於各類學科之學習方法，現已成為專門的課題。加以教育心理學與學習心理學的發展，更提供了各種最新穎最有效的學習方法。不過就我個人多年體察所得，我認為無論採取任何一種學習方法研究學問，總要在以下各點多下工夫：

第一是「疑」。西方人常說，懷疑和好奇為科學之母，其實除自然科學之外，我們研究任何一門學問，都必須有懷疑的精神，才能不為以往的「成見」所囿，而有所創新。宋代張載曾云：「在可疑而不疑者，不曾學。」他認為疑乃有思，思則易進。因疑求解，始獲真理。清代大儒戴震主張學者必須有獨立思考的精神，善於懷疑，無徵不信。他在幼年讀大學章句「右經一章」時，即向師詢問何以知此為「孔子之言，曾子述之，而門人為之記。」他因自幼便有這種勇於懷疑的精神，所以他所倡導的「樸學」對清代學術思想曾發生鉅大的影響。

第二是「問」。我們對一項問題發生懷疑之後，便應進一步追根究柢，問個明白。西方研究哲學的人，常會說：「打破沙鍋問到底。」以孔子之博學，尚須問禮於老子。論語亦言：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今日學術分工，日趨精密，而科際聯繫，尤為需要。一個做學問的人，如果不願安於固陋，一定會對自己所懷疑的問題，多方求教。中國古人常以「不恥下問」為美德，學者倘能具有這種謙虛的胸懷，便不致犯自欺欺人的毛病。就中文字義而言，「學」「問」兩字，綴為一辭，也可以說涵有很深的道理（西文很難作適當翻譯）；一個人必須勇於發問，善於發問，然後所學方能日有進益。

第三是「思」。孔子嘗謂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思是一種推理作用。對於所懷疑的事物，向各方面請教詢問及查考有關資料以後，便應運用邏輯的思考法則，加以深入研究。這樣才能辨別是非，知所取捨，而不人云亦云，隨聲附和，更不致「被人牽著鼻子走了」。所以在「疑」和「問」之後，緊接著即須下慎思明辨的工夫。我們知能作自己思想的主宰，言其所信，行其所言，自不會有盲從之虞。這也就是一種所謂批判的科學的精神。

第四是「化」。一個人在治學的過程中，經過「疑」、「問」、「思」三個步驟以後，對所研究的問題，便可融會貫通，加以徹底消化。所謂消化作用，即將吸收於他人者化為自己的一部分，以充實和擴增個人學術的成就。英國培根嘗謂做學問的人有三種：第一種人好比「蛛結網」，其材料不是從外面找來的，而是從肚子裡吐出來的。第二種人好比「螞蟻屯糧」，他們只是將外面的東西，一一搬回去儲找起來，但並不加一番製造消化的工夫。第三種人好比「蜜蜂釀蜜」，他們採攝百花的精華，加上一番釀造的工夫，做成了又香又甜的糖蜜。一個人做學問，必須採取培根所云「蜜蜂釀蜜」的方法，對所得於他人者，下一番消化的工夫，變為自己之所有。反之，如果囫圇吞棗，食而不化，那一定會有所偏蔽，貽害無窮。在學術上，「食古不化」和「食洋不化」，同樣是有很大流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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